法币图片（为何说没有中美白银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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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向美、英提出借款要求的时候，美、英两国也提出了它们的建议，并且欲借中国币制改革的机会来增加它们在中国经济金融事务上的发言权。

早在1935年春，针对上海的金融动荡，就有英籍大资本家维克多·沙逊提出英镑借款建议，主要内容有：

（一）以英镑借款，救济中国金融恐慌，发行与英镑等值之“上海镑券”，其数量等同于借款之数额。

（二)“上海镑券”与国币共同通行于市面，视为一种“代币”，可在伦敦兑付英镑，或在上海依照当日英镑汇价兑换银元。

（三)“上海镑券”对于关税之偿付、进口货物之购买、英国债券之支付及一般储存，皆可使用。

在银元之外推行“上海镑券”，且可兑换英镑及银元，俨然是一种新的货币，这实际上是将中国货币沦为英镑附庸的做法，反映了英国在华势力的普遍愿望。

沙逊的建议自然为中国政府所拒绝。

尽管如此，中国的币制改革计划仍然需要外国尤其英、美的协助。

4月26日，国际银价涨至每盎司81美分，连罗斯福都不得不承认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有利于国际投机者，中国金融局势更加险恶。

三天后，孔祥熙建议英国尽早在上海召开有中国专家参加的专家会议，5月3日，他在致施肇基的电报中又提到，具体的币制和借款已准备多时，现考虑的是将计划与英、美商讨，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取得美国的帮助，要求美国向中国派遣专家，并购买中国的白银。

在借款无果的情况下，只有美国购买中国的白银，中国才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进行币制改革。

6月10日，英国派出了李滋·罗斯爵士访华。李滋·罗斯是英国第一流的财政专家，自1932年起即任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取道加拿大赴华，虽然英国希望美国能正式地邀请李滋·罗斯去华盛顿访问，以便同美国协商，但却遭到了摩根索的拒绝。摩根索不但拒绝派代表去中国考察，也拒绝派官员去加拿大与李滋·罗斯会晤。

此时，在白银问题上，财政部主导了美国对华政策。

9月21日，李滋·罗斯抵达上海，他表示，此次来华主要调查三方面的情况：

一、与英国对华经济合作有关的问题；

二、如何阻止英国势力在中国市场衰落的趋势，使英国势力复兴；

三、中国经济组织现状及建设、生产事业状况。

显然，英国政府是希望通过他的访问，为挽救英国在远东地区地位不断下降的趋势找到办法。

在李滋·罗斯来华的第二天，中国政府财政顾问杨格就向他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情况和打算采取的措施，10月2日，孔祥熙、宋子文即把拟在一个月后实施的币制改革方案全盘告诉了李滋·罗斯，其中谈到政府将暂停用硬通货付款，政府银行所发钞票成为完全法偿货币，设法脱售白银建立储备，寻求一笔1000万英镑的借款以增强公众信心，以及发展中央银行成为中央准备银行等，这些计划得到了李滋·罗斯的认同。

在关键的法币与哪国货币挂钩的问题上，他虽然没有主张一定要与英镑挂钩，却建议南京应将其新货币按1(英镑)：6（中国元）的汇率相联系，并向国民政府建议发行成色为0.500的银辅币，而这正是英国银币的成色。

此外，他又提出，在中国寻求美国帮助的同时，英国帮助中国将黄金变换为英镑，在上海筹集1000万英镑的借款，以中国关税为担保。

但谨慎的英国财政部要求，这必须得到日本的合作。基于此前相似的原因，李滋·罗斯的计划并没有实行下去的可能。

英国人的失败正中美国下怀，在日本、中国香港都将货币盯紧英镑的时候，美国无论如何不愿中国也加入英镑区，更何况，中国币制改革中关键的一环是要求美国购买中国的白银，以充足的外汇基金来发行法币。中国需要美国的实际支持，这是摩根索手中的王牌。

早在10月26日，孔祥熙即致电驻美大使施肇基说，中国通货情形非常严重，外汇空虚而呈恐慌，因此，中国愿在未来半年内直接向美国政府售银1亿盎司，在此期间，如有必要，中国还将再售1亿盎司。

为防美国猜疑，2天后，他又表示，这个计划是经过1年的考虑才形成的，所谓中、英、日集团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摩根索直言，美国需要知道中国的财政和货币计划，如果基金是用于稳定汇价，那么，他希望通过一家美国银行而不是汇丰银行来办理。11月1日，孔祥熙答复说，出售白银所得的款项，将用做改革币制和加强中央银行的外汇基金，并且同意用款时通过美国银行，将基金的用途随时通知美国财政部代表，并称欲出售的白银可以立即交货。

为了实施币制改革，中国几乎是完全同意了美国的主张。

10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实施币制改革。

孔祥熙在致施肇基的电报中说，过去8个月的事实已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我们原来所设想的通货管制仍然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国民政府已最后决定在短期内实行。

在得到美国的允诺后，11月2日，中国先后通知美、英、法、日等国驻华使馆，中国即将采取行动。3日，借星期天的机会，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表公告，定于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所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应兑换法币；并由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价格。

国民政府同时宣布白银国有化，彻底放弃银本位制。此后，又相继颁布一系列法令，强化改革的深度和力度。

新货币以1法币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为标准，与五年来中英汇率平均数完全吻合，与之相比较，中美间的汇率却较五年来平均汇率放长一成，其中传达的信息是中英经济关系的拉近，而此时英国极力怂恿中国在伦敦出卖白银，购进黄金，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要成功地实现币制的改革，获取充分的货币准备金至关重要。虽然具体的币制改革方案都已拟定，但国民政府明白，离开美国的支持则改革不可能成功。

11月1日，孔祥熙致电施肇基，请其转告美国财政部长“中国极盼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售白银一事做出答复…英国代表团赞成在上海发行债票，由英国银行和其他对此有兴趣者参加，已取得谅解，债票可在伦敦发行…如此次借款成功，这就意味着新币将与英镑发生联系，否则，新币与其他外币或黄金发生联系将不受任何约束”。

中国给了美国选择的机会，而摩根索极为理解中国的意图，反应迅速，他认为中国只“扳了一半枪机”，而且缺乏“弹药”，因而美国可以趁机“合理出牌”。

在接到中国公使的电报以后，第二天，摩根索即向中国提出了购银的五项条件：

一、美国同意向中国购买1亿盎司船上交货的白银，如果感到满意，将考虑进一步的购买；二、全部所得应完全用做稳定中国通货之用；

三、中国成立由三名专家组成的平准委员会。根据君子协定，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来自大通银行，另一名来自花旗银行；

四、出售白银所得之基金应存放于中央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应该认为这是一家美国银行；

五、在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时，中国元应按下列任一方式进行兑换：

甲、以确定数额的中国元兑换美元，其兑换率由中国政府在开始时确定之；

乙、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兑换一定数量的黄金，或按每盎司1.29美元的价格兑换一定数量的白银。

不难看出，按照这一协议，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将通过确立美元与法币的联系主导中国金融，从而排除英国和日本的影响。

经过一系列磋商，中国接受了第一、二和四条，拒绝了第三条和第五条。

3日，美国同意购买1亿盎司的中国白银，6日，摩根索又进一步要求中国将新币与美元联系。

为此，甚至提出了有关第五条的新方案，即由中国政府确定中国元与美元的固定比率，法币应可兑换若干黄金或白银（由持有人选择)，而这些金银在兑换美元时，其价值应与按照中国元与美元的比率折成的中国元等值。

鉴于中国的形势，新币在全国范围内刚刚推行，外商对新币可兑换任何外币的安排也感到满意，为了确保社会各界对新币的信心，中国提出，第五条是无法做到的。如果美国最终不能接受中国的条件，中国只有选择去公开市场抛售白银，这就对两国都不利。

摩根索仍然声称中国元与美元联系是最重要的一点，但这已经只是向中国施压的手段，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已经开始发生改变。

根据摩根索在日记中的记载，6日，他与罗斯福商议，认为以某种备忘录的形式声明法币和美元的关系的做法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同时，美国国务院则认为，将美元与法币挂钩是不明智的，因为，一旦中国经济形势恶化，美国势必要承受损失。

国务院的这种观点甚至得到了摩根索一些同僚的支持，他们认为，美国的强硬态度更可能将中国推向英国甚至日本的怀抱。

考虑到中国的要求和国内白银集团的压力，13日，经过与罗斯福协商，摩根索最终决定，在帮助中国的幌子之下，从中国所有欲出售的白银中购买5000万盎司。

美元外汇的注入将大大有助于法币币值的稳定，美国放弃多年来对中国经济不管不问的政策，标志着中美经济关系的重大转变。

但中国依然缺乏足够的美元储备，仍需要美国对白银的进一步收购。

出于对法币和英镑联系的顾虑，摩根索向中方提出，他希望知道中国的币制计划，甚至直接谈到了李滋·罗斯并不能给中国以帮助，言外之意自然是只有美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孔祥熙非常清楚摩根索的意图，1935年1月26日，他在致施肇基的电报中将中国财政金融和币制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摩根索终于打消了对中英经济关系的顾虑，决定和中国进行面对面的直接谈判，以达成一个协定，解决两国间存在的白银问题。罗斯福赞同这一主张。

摩根索于是邀请孔祥熙和宋子文一起访美。

出于各种考虑，两人婉拒了邀请。美国于是又邀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以金融专家的身份访美，以便避开国际关注。

1936年3月初，中国派出了以银行家陈光甫为首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还有实业部国际贸易局长郭秉文、上海中孚银行副总经理成翊群。

两国谈判的原则是协调美国履行1934年所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和保障中国新货币政策的实施，谈论的焦点是在美国是否能够提供一笔贷款、白银的使用以及法币和美元挂钩问题。

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首先是照顾到美国白银集团的利益，两国就白银用做货币一事进行了协商。

根据《白银收购法案》的要求，美国有责任鼓励世界上主要的用银国继续使用白银货币。中国的法币改革显然不是以此为目的。

起初中国准备发行成色为0.500的一元银币和五角银币，原因：

一是考虑到新银币的含银量小于旧日的银元，可能未必容易为公众所信任、接受；

二是0.720的银币由于含银量比较高，在银价稍有上涨的时候就有被熔化的危险。

但美国一下子就注意到这正是英国的成色，白银集团更因为此举减少了对白银的需求而恼怒。经过反复磋商，作为对美国白银集团象征性的安慰，中国作出妥协，同意铸造500万壹元币和500万半元币，其成色为0.720，这就不同于英国0.500成色的规格，在规格上保证了不会与英镑有联系，而事实上，这批铸币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后又被美国财政部回收。

而后，中国还答应至少使白银占到它的通货储备总额的1/4，并放松对白银在工艺和美术方面用途的限制。

摩根索坚持美国收购中国的白银就是给中国外汇支持，中国并不需要一笔贷款。但在中国代表的坚持下，最后协议签订时，附带了秘密条款，即“只有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知道，在以中国5000万盎司白银作为担保的前提下，美国将提供2000万美元的‘美元外汇’”（以供中国使用）。

考虑到日本可能的反应，在双方的妥协下，没有使用“贷款”或“信贷”的术语。这批“美元外汇”为期8个月，并且到期后可以续订。

5月15日，中、美两国财政部以备忘录及换文形式达成《中美白银协定》。

18日，两国财政部长发表声明，摩根索提到，美国即将开始购买大批华银，购买之宗旨，在于协助中国政府之新币制政策，并履行1934年美国国会所通过之购银法；购买华银之款项，准备以现金或美元交付，价格将以世界市场每月之平均价格为标准；协定得到国务院的赞同，并能促进中、美两国之贸易；美国所购现银将直接运至华盛顿。

孔祥熙则宣布，中国为维持法币信用起见，其现金准备部分仍以金、银及外汇充之，白银准备最低限度应占发行总额的25%；政府为便利商民起见，即铸造半元、一元银币，以完成硬币之种类；政府为增进法币地位，业已筹得巨款，并将充分增加黄金和外汇；且依上项规定，中国币制，自仍保持其独立地位，而不受任何国家币制变动之牵制。

据参加摩根索记者会的陈光甫言，中国已发行纸币共计7.9亿元，而现银准备达4亿元，因此，将能充分保证新币的信用。罗斯福也认为《中美白银协定》系两国协议的最佳成就，它不仅能协助中国稳定通货，并能发展美国贸易。

在一定程度上，中、美两国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中国获取了发行货币的必要准备金，而美国则力保了中国新货币倒向美国，以确保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

在最关键的法币与美元挂钩问题上，摩根索成功地拆散了任何可能存在的英、中金融关系，尽管中国仍然宣称法币不与任何外币挂钩，但是却在事实上确定了与美元的联系，法币与美元的挂钩也只是缺少一个名义罢了；而此后中国的白银也将专供美国市场。

实际上，中国新的金融体系能否运行下去，已经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各国对《中美白银协定》的反应不尽相同。由于日本长久以来就有独霸中国的野心，所以它对中美之间的谈判极为敏感，对协定的反应也最为强烈。日本除了继续包庇华北地区白银走私活动外，还强行在中国东北和冀东先后建立傀儡货币，在冀察两省为法币流通制造障碍。

在远东地区有重大利益的另一大国英国也对协定感到不快。它企图通过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从而使英镑与法币联系，进而影响中国新货币发行的目的完全破灭，而它对此也无能为力，表明它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协定的签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保障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币制改革，稳定了中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并使币制改革成为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的亮点之一。

币制改革的成功进而稳定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大量因国有化而进入国库中的白银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财政上的基础，这些白银被大量出售并运用到稳定战时财政金融秩序、购买急缺物资上，加强了中国长期坚持抗战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也借此在远东地区打下了一个楔子，既相对于英镑区，又相对于日本在远东地区的侵略行为，美国都宣告了它在远东地区的存在。

这是美国自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在远东地区不顾日本的反对而在实际行动上有所作为，并且取得成功的罕见例子。如果将后来的对日战争考虑进来，那么，摩根索则是以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干劲和前瞻性眼光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先赢一棋。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并直接影响了其远东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从更深层次来讲，由于两国货币的实际挂钩，以及法币对美元的强烈依赖，《中美白银协定》的签订也标志着中、美两国在金融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国家间关系。

如果说棉麦借款是两国加强经济关系的一次不成功尝试，那么《中美白银协定》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它把中美关系在经济上拉近了一层，为以后两国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以及军事、政治上的联合打下了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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